读了本刊徐重庆先生作《赵慧深遗札》，引起我许多回忆。
　　赵慧深这个名字，今天可能是鲜为人知了。但我是知道的。不仅因为她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戏剧艺术家，还因为她是我最要好的一位同学赵少伟的大姐。
　　赵少伟就是《遗札》文里提到的“小弟毅深”。
　　少伟生于1924年6月29日，小我半岁。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和我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和北京大学西语系两度同学，我们同为当年两校文艺社的主要成员。我们于1948年毕业，并由系主任朱光潜先生介绍投考中国航空公司，我考取了，后去南通通州师范教书，他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英国文学专业研究生。北京解放后，少伟在新华社做英语翻译工作。中间曾到苏联留学，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，回国后又成为新华社的俄文翻译骨干，工作认真负责，有口皆碑。不过“文革”期间，他因曾留学苏联，并在那里入党，“反右”时喜爱独立思考，又和沈宁结婚，成为“四条汉子”之一夏衍的女婿，都是罪状，受到“四人帮”的残酷迫害。“文革”结束，他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室，担任党的工作多年。挤出时间翻译过海明威、乔伊斯、劳伦斯等名家名作。对劳伦斯有深入研究，发表过独到见解，得到同行好评。1995年9月18日，他因癌症复发去世。
　　他记忆力特强，谈到国际国内的某项事件，何时何地何人，旁征博引，前因后果，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。他的中外文水平均高，精通英、俄、法语，受到朱光潜、吴达元诸教授的器重。他的书法很具功力，字如其人，一丝不苟，字迹秀丽，柔中有刚。现存于云南师大的一二·一运动殉难四烈士墓园的悼诗碑、刻在墓园前两柱火炬上的闻一多先生的《一二·一运动始末记》，都是他书写的。他在音乐、美术方面，造诣亦深，真是多才多艺。他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兢兢业业，认真负责，是他的优点，他的才华却也因此未能得到充分发挥，可惜了。
　　五十年代他侍奉老母亲住国会街新华社宿舍，母子二人居一斗室，我常去。他母亲是一位瘦小的老太太，已是古稀之年了吧，但精神极佳，一口桂林话，风趣而且幽默。
　　在那里，我见到了少伟的三姐赵琼，后来我一直也喊她三姐。少伟的二姐赵瑗，没见过，她早在抗战胜利前就去世了。赵慧深和他们的小妹，我也没见过，那时她们都不在北京。小妹名叫赵琳，一直在上海，任儿科大夫。不过少伟是和我多次提到他这位大姐和小妹的。少伟非常喜爱这个小妹妹，喊她“细妹”。他临终时我在他的病床前，一起回忆过去，还听到他微弱的声音，念叨着“细妹……细妹……”
　　我和三姐熟悉起来，是“文革”结束，我厕身于北京师范学院鲁迅注释组，参加注释《鲁迅全集》书信部分的时候。当时王仰晨同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，具体领导和安排这项工作，赵琼同志则管起了有关这项工作的一切繁杂事务。他们二位认真负责、一丝不苟的精神，令人难忘。三姐退休后，还承担过《巴尔扎克全集》中译本的译名统一工作。现在她和老伴李湜同志住在方庄，安度晚年。
　　最后，我想破解一下《遗札》的收信人那个“哥”是谁？徐重庆文中已经指出是赵慧深的“上海堂哥”，这是不错的。但这“堂哥”又是谁呢？我可以肯定地回答：是当年的著名作家赵景深。少伟多次给我说过，他和赵景深是堂兄弟，而且是同一个祖父的，很近。注释鲁迅书信的时候，我和赵景深先生通信，曾提到此事，也得到他的肯定。赵慧深在信里喊他“哥”，详细告诉了“父亲死了”的事，“瑗瑗嫁了一个军校毕业生”、“而且生了一个儿子，才满月”的事，自己“已于去年同陈鲤庭同居”的事，“现住七表叔家”的事，家长里短，絮絮叨叨，全是亲人口吻，就一点不奇怪了。
　　特别是赵慧深还要这位“哥”打听好友殷扬和阿英的情况，希望得知由张善琨代保存的箱笼、书籍、铺盖等物现在何处……如果这位“哥”不是赵景深，恐怕是很难和殷扬、阿英、张善琨这些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物，有什么友谊和联系的。
　　阿英，即钱杏村，当年的左翼作家，知名度很高，不必介绍了。张善琨这名字很生，他是当年上海新华电影公司的老板，赵慧深和他们当然都是熟悉的朋友。
赵慧深称之为“很好的朋友”的殷扬是谁？其实他就是咱们开国第一大冤案“潘、扬反革命集团”的主角之一：扬帆。扬帆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。我在北京师院（现首都师大）的同事施无己老先生，生前多次和我谈到他和扬帆是北大同系的同学，很熟。施无己先生原名施普氓，当年曾任北大学生会组织干事。扬帆原名石蕴华，时任北大学生会执委、常委，扬帆好像还为施先生写过证明材料。石蕴华于抗战开始时在上海入党，改名殷扬，参与领导和组织戏剧电影界的抗日救亡活动，显示了他多方面的才华和能力。1939年进入新四军，再改名扬帆，从文化战线转到了情报、保卫战线，又立下了不朽功勋。解放后蒙冤二十五年，1983 年彻底平反。1999年逝世。
　　以上种种，也许可以作为徐重庆先生文的一点补充。